中国未来不可承受之重:肥胖儿童数量跃居首位
编辑:管理员   发布时间:2018-12-09 21:38浏览量:396

肥胖全面侵袭虽还需时日,但总是躲不过去的,它将最终演化为一波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。


《财经》记者 贺涛 | 文 王小 | 编辑


2018年10月9日傍晚,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黄庄路口的一家快餐店里,挤满了中小学生。有些孩子是成群结伴而来,有些则是家长陪同。附近有数所中小学校,以及众多针对中小学的教育培训机构,带火了周边的快餐店生意。


10岁的元宝,身高146厘米,体重却将近60公斤。他是这里的常客。每逢周二和周日,家长要带他在附近上英语班,上课时间恰好临近饭点,他会游说父母吃快餐,汉堡、薯条、炸鸡、可乐是他的最爱。


在快餐店进食,很难逃脱不健康的食物,而不健康饮食是造成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
在中国,像元宝这样的小胖墩儿越来越多,美国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一份报告估计,中国已成为肥胖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度。


政府层面对儿童的肥胖问题已有警惕。9月25日,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,肥胖问题被重点提及。中国肥胖人口数量已紧紧追赶美国,未来可能拥有最大数量的超重国民。这方面的领先,没有任何好处,只会带来巨大的麻烦——最直接的就是对国民健康的“侵蚀”,以及由此带来的慢性病和巨额医疗花费。


(研究表明,中国已成为肥胖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度。图/视觉中国)


小胖墩儿越来越多


元宝小时候由爷爷奶奶带,隔辈人比较宠溺孩子,在吃上尤其如此,生怕孩子亏营养,且在中国传统观念里,认为胖孩子壮实健康。


这一观念在生活中多有“植入”,年画里怀抱大鲤鱼的胖宝宝;曾经的流行歌曲中也唱,“左手一只鸡,右手一只鸭,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”。因此,在中国,孩子们的肥胖问题远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。
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、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丁钢强在上述卫健委新闻会上表示,目前中国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,孩子们的平均身高增长了,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下降了。但是,由于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,超重肥胖的发生率也在明显增加。


多源头的数据都展示了不乐观的趋势。


2010年-2012年,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检测显示,中国6岁-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是9.6%,肥胖率是6.4%,两项加起来有16%。男生高于女生,城市高于农村,而且跟几十年前比,明显上升。


国内多个单位专家联合编写的《中国儿童肥胖报告》(下称《报告》)指出,1985年-2014年,中国7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率由2.1%增至12.2%,肥胖率则由0.5%增至7.3%;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,到2030年,7岁及以上学龄儿童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将达到28.0%。


“如果任其发展的话,确实要达到这个水平。”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冠生是上述《报告》的主编,他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这还是根据2014年以前近30年的数据进行预测的结果,最新的发展趋势可能更加严峻。


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在2017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,情况在变得更糟:尽管青少年肥胖率最高的是美国,接近13%,然而中国和印度的肥胖儿童数量最多,分别达到1530万人和1440万人。


目前,肥胖成年人数量最多的依然为美国和中国,分别达到7940万人和5730万人。但未来,现在的肥胖儿童长大成人,中国的肥胖成年人数量很可能跃居首位。


引起肥胖因素相当复杂。根本上,肥胖是因能量摄入超过能量的消耗,导致体内脂肪集聚过多达到危害健康程度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。


人类在儿童时期,脂肪细胞的数目就基本不变了,肥胖主要是由脂肪细胞变大引起的——因摄取的食物过多,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脂肪细胞中,将其撑大,人就变胖了。


有人天生新陈代谢效率低,摄入的能量消耗速率慢,不容易挨饿。要知道,在人类历史上,大部分时间都是吃不饱饭的,这样的人就具有生存优势,特别是碰到饥荒时,也更容易活下来。如此一来,与肥胖有关的基因就容易遗传下来。但在富足社会,这类人的优势变成了累赘,他们更容易长胖。


中国正在上演着这一剧变。多年来食品的短缺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饮食的丰足。而且,中国的营养消费在向高脂肪、高糖、高盐和低膳食纤维饮食转变。


世界卫生组织(WHO)驻华代表处疾病控制组协调员施楠博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运动是导致肥胖和超重的主要危险因素,而廉价、容易获得和高脂肪食物的消费,推动了肥胖和超重的增加。


在中国,有46%的儿童经常食用含糖饮料,超过八成的11岁-17岁的青少年没有足够的运动。


除了上述原因,澳大利亚悉尼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温利明认为,中国婴幼儿母乳喂养方式被配方奶粉所取代,会导致婴幼儿肥胖流行率的抬升。


施楠博士认为,超重和肥胖的惊人发展趋势及其影响,可能笼罩着孩子们的未来。


缓慢逼近的灾难


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是个全球性问题。前任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将这一问题形容为“一场缓慢逼近的灾难”。


在过去40年中,全世界肥胖儿童和青少年(年龄在5岁至19岁)的数量增加了10倍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WHO领导的一项新研究显示,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,到2022年,肥胖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将超过体重不足的儿童。


施楠警告称,当前的儿童们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代视超重为常态的人,将对人类健康和卫生服务产生巨大影响。


儿童和青少年一旦陷进超重或肥胖状况,往往是恶性循环的开始。由于肥胖,元宝不仅体质下降,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也变差,运动不足,胃口又大,体重很难控制。


超重肥胖不仅危害儿童青少年的正常生长发育,对其心理、行为、认知和智力产生不良的影响,甚至造成儿童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的升高,影响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和健康的成长。而且这也会拖累他们成年以后的健康,导致更高的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有证据表明,三分之一的超重青少年会在成年以后发生肥胖,三分之二的肥胖青少年在成年以后依然肥胖。


有些研究认为,这一代超重的孩子可能会比他们的父母寿命短。


肥胖症作为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,对糖尿病影响最强烈。而最令人担忧的糖尿病消息是,中国已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。


2013年,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发表了一份中国科研人员的报告,根据一项大型全国调查的结果,作者估计中国有1.14亿成年人患糖尿病,在中国成人人口中的流行率接近12%。受访者中,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人了解其病情,四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治疗。


这一调查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,估计中国全体成人人口,近一半处于糖尿病前期,相当于另有4.93亿人面临这种致人衰弱的疾病连同其种种费用昂贵的并发症的风险。


温利明的担心是,肥胖导致的医疗保健负担。目前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医疗费用高达2097亿美元,占美国所有年度医疗保健支出的20%以上; 估计肥胖的间接成本每年高达660亿美元。如此一来,每年因肥胖问题产生的总体医疗费用可能超过2750亿美元。


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,被视为糖尿病危机的“震中”。相对于较发达国家,这里的患者发病更早,病情更重,死亡也更快。


一些研究显示,中国人要比欧洲人大约早10年患糖尿病,甚至体重稍稍增加,就会抱病在身。这很可能跟中国人的基因相关,身体在妊娠期和儿童早期即已“编程”,可以靠低能量摄入存活,而能量摄入甚至略有增加,就会面临代谢问题。


糖尿病及其费用昂贵的并发症,包括失明、截肢和透析,可给卫生预算和家庭财务带来非同小可的长期负担。如果听任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,像糖尿病一类费用昂贵的疾病将会吞噬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。


大麻烦正在形成中。它的到来还需要时日,但总是躲不过去的,它将最终演化为一波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。


甩掉肥胖何其难


儿童肥胖带来如此大困扰,减肥的原理其实却简单,要么减少能量摄入,要么增加能量消耗,要么把两者结合起来,就是把健康饮食和积极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。


然而,知易行难,减肥成功的人深知其中苦楚,而且一旦放松,肥胖很容易卷土重来。孩子超重肥胖以后,再想恢复到正常的体重困难更大,需要孩子、家长、学校老师,以及社会各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,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


因为儿童和青少年处于特殊的生理阶段,不能用饥饿疗法来控制,以防造成营养不良等后果。为控制体重,儿童应选择能量含量略低、蛋白质等营养素含量相对较高的食物,多吃粗加工或者富含膳食纤维的粮食和蔬菜;放慢进食速度;在没有饥饿感的情况下,少吃能量密度高的食物,如油炸食品、甜点、肥肉和冰淇淋等;喝白开水,不喝或者少喝含糖的饮料。


不难发现,这些建议几乎都违背了孩子们的天然喜好,孩子减肥的难度也就大增。


个体减肥难,国家整体的减肥行动就更难上加难。WHO成员国有一个全球肥胖控制目标,到2025年,将肥胖流行率的提升保持在2010年的水平上。


这一目标不算高,只求当下糟糕的局面不致愈演愈烈。即使如此,能否完成目标仍充满不确定性。2016年《柳叶刀》杂志的一项研究预测,如果2000年后的趋势持续下去,达到这一目标的概率“几乎为零”。


目前,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任一年龄组中扭转肥胖流行趋势。只有高收入国家的肥胖率趋于稳定,但仍然高得令人不可接受。


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,儿童肥胖率的差距因家庭贫富状况而扩大。当富家孩子瘦下来时,穷人的孩子却越来越胖。


根据《经济学人》的报道,坎伯威尔格林(Camberwell Green)和杜尔威奇村(Dulwich Village)都位于伦敦以南,相距仅数英里,但两地的孩子肥胖情况相差很大,坎伯威尔有一半的10岁和11岁的孩子超重或肥胖,是英国孩子肥胖流行率最高的地区之一;杜尔威奇村的同一数据则只有五分之一,是该国最低水平之一。两个近邻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?研究者发现,是因为后者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前者的两倍。


贫富差距带来的变化是多元的。首先,富裕人家的孩子和受过良好教育者有更好的自律,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做健康的饮食,很多人住在绿地附近或加入体育俱乐部;而贫家子弟则更容易被垃圾食品广告所诱惑,他们的父母整天为付房租和日常费用而焦虑,不太可能想到要做一顿健康的晚餐。


与此同时,健康饮食的成本更高,蔬菜和未加工的肉类,要比汉堡和比萨等不健康餐食贵。


如此看来,要想解决肥胖问题,也要解决不平等问题。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。


发达国家的肥胖率趋于平稳了,这主要归功于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视和健康促进干预的投入,它们的经验可以借鉴。温利明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前三项节约成本的干预措施是对不健康食品和饮料征税;减少针对儿童的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广告;修改营养标签,以便更好地描述可以适量食用的食物。


近些年,中国政府有不少文件都提到控制儿童肥胖问题,较新的是2017年,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《国民营养计划(2017-2030年)》,其中将控制学生肥胖率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。


但相关文件都缺乏切实可行的、能落地的举措。马冠生常年跟踪研究中国的儿童肥胖问题,他认为,现在儿童肥胖防控方面的科研和适宜技术手段都具备,但从国家层面尚未对儿童肥胖问题采取真正的行动。


他主持的一个“快乐课间十分钟”的课题,在全国进行了包括几十所学校在内的多中心研究,让孩子参与创作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身体活动。这些活动因地制宜,既可以在操场上开展,也可以在教室中进行。观测结果显示,一个十分钟平均消耗32千卡的能量,上午做一次、下午做一次,长期下去,健康效应就出来了。


但项目结束后,由于没有像眼保健操那样推进,当初参与项目的部分学校都没坚持下来。


马冠生认为,“不能再等了”。肥胖防控工作应该前移至中小学、甚至幼儿园阶段。


儿童肥胖在公共卫生层面的防控很难一蹴而就,但作为儿童及其家人,可以起而行之。施楠建议,“肥胖是可以预防的,特别是在儿童时期,越早开始提倡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,效果就越好。”


(本文首刊于2018年10月15日出版的《财经》杂志)